高效低毒,“去化”突围|涂水平教授:斯鲁利单抗双重机制助力胃癌围术期生存获益,术后“去化疗”模式引领变革
医脉通 2026.09.18
胃境论道・大咖访谈
24条内容
前言: 胃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居所有恶性肿瘤的第6位和第4位1。由于早诊早筛率有限,超过60%患者确诊时已为局部进展期,传统手术治疗模式整体预后欠佳,且复发风险高。近年来,免疫治疗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精准治疗理念正重塑胃癌领域的治疗格局。 2026年ASCO大会上,ASTRUM-006研究作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Ⅲ期临床试验,以口头报告形式重磅亮相,并同步发表于《柳叶刀》(The Lancet)2,3,该研究首次在胃癌围术期证实,斯鲁利单抗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术后以免疫单药替代传统化疗的“去化疗”模式,在显著提升疗效的同时,可大幅降低传统全程化疗的毒副作用,实现了疗效与安全性的双重获益2。2026年6月9日,斯鲁利单抗胃癌围术期治疗适应证正式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4,成为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胃癌围术期治疗适应证的PD-1抑制剂,为可切除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带来了全新的治疗选择。 值此之际,医脉通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涂水平教授,立足ASTRUM-006研究的前沿证据,深度解析胃癌围术期治疗的变革趋势与临床实践新思路,分享真知灼见。 涂水平 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结直肠癌专委会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脑转移专业委员会常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分子靶向和免疫治疗专员会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靶分子专业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免疫学会遗传免疫分会委员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会肿瘤分会副主任委员 负责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1项美国NIH课题 发表SCI论文50多篇包括Cancer Cell, Gastroenterology, Cancer Research, Oncogene等 近期,斯鲁利单抗正式获批胃癌围术期适应证。作为目前*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胃癌围术期治疗适应证的PD-1抑制剂,您认为这一里程碑事件对中国可切除局部进展期胃癌的临床诊疗有何重要意义? ASTRUM-006研究获得ASCO口头报告、《柳叶刀》发表及中国CSCO指南推荐三重权威认可。斯鲁利单抗也基于该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获批,对于学术发展、临床获益、以及中国科研,都起到了振奋的作用。 首先,此次获批使斯鲁利单抗成为目前*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用于胃癌围术期治疗的抗PD-1单抗,填补了该领域的临床治疗空白,实现“从0到1”的突破。在此之前,尚无任何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药物获批,这一获批突破性解决了“无药可用”的问题。 第二,ASTRUM-006研究开创性地在辅助阶段“做减法”,在术后采用最高17个周期的斯鲁利单抗单药维持治疗,成为全球首个胃癌围术期术后免疫单药替代传统辅助化疗的“去化疗”方案。研究结果显示,斯鲁利单抗组的pCR率达21.6%,是单纯化疗组(6.4%)的3倍以上(OR=3.95);在安全性方面,斯鲁利单抗组≥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发生率为46.6%,低于对照组的58.5%;在术后辅助治疗完成率方面,斯鲁利单抗组有87%的患者完成了5个周期以上的辅助治疗,而对照组仅为62%2。这充分说明,术后“去化疗”的免疫单药维持策略,在保障疗效的前提下有效降低毒性,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去化疗”模式的出现破解了传统化疗困局,为患者带来了生存期与生活质量的双重获益。 图1 斯鲁利单抗组与对照组的pCR率2 第三,ASTRUM-006研究不仅是国产创新药在消化道肿瘤免疫治疗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也是“健康中国”战略在肿瘤防治领域的具体实践,彰显了中国创新药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总之,ASTRUM-006的成功为中国未来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式,为本土创新药的临床研发和高水平研究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ASTRUM-006研究开创“去化疗”新范式,证明了斯鲁利单抗用于胃癌新辅助/辅助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请您谈一谈斯鲁利单抗作为全人源IgG4型抗PD-1单抗,其增效低毒的分子机制基础如何? PD-1是T细胞表面关键的免疫抑制受体,肿瘤组织中PD-1与PD-L1/PD-L2结合,直接抑制T细胞活化、增殖与细胞毒杀伤功能,致使机体免疫系统无法有效清除肿瘤病灶5。PD-1抑制剂与相应靶点结合,从而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显著增强T细胞功能和抗肿瘤活性。斯鲁利单抗作为IgG4型抗PD-1抑制剂,在机制层面展现出多重差异化优势。 首先,从作用机制上,斯鲁利单抗能够诱导T细胞表面PD-1受体的早期内吞,下调PD-1的膜表达水平,进而解除对T细胞抗肿瘤活性的抑制,使T细胞恢复对肿瘤的识别与清除能力6。其次,CD28作为T细胞活化所需的关键共刺激分子,其信号通路与PD-1抑制信号功能上彼此拮抗。斯鲁利单抗可干扰PD-1与CD28之间的顺式结合,从而维持CD28信号通路的完整性,强化下游AKT蛋白活性,促进T细胞持续活化7。第三,在亲和力层面,斯鲁利单抗通过其重链与轻链所构成的特殊空间构型,实现了对PD-1的高亲和力识别。较强的结合能力有助于提高PD-1内吞与降解效率,并进一步推动CD28依赖性AKT信号通路的快速启动8。此外,抗PD-1抗体设计的核心考量之一在于规避Fc段介导的效应功能(如ADCC、ADCP及CDC),以防止FcγR阳性免疫细胞误伤PD-1阳性T细胞。斯鲁利单抗采用IgG4骨架,仅具备微弱的CDC与ADCC活性,因而可有效避免NK细胞或巨噬细胞对活化T细胞的清除,保障T细胞对肿瘤的持续杀伤能力9。 图2 斯鲁利单抗结构示意图6 除提升疗效外,斯鲁利单抗在降低毒性方面也具备其独特的分子机制。IgG4型抗体存在半分子交换的风险,可能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表现及安全性的可控性。斯鲁利单抗通过铰链区引入S228P点突变,有效阻断了半分子交换过程,确保药物分子结构的均一性与稳定性。与此同时,治疗性蛋白药物难免诱导抗药物抗体(ADA)的产生,进而可能通过中和作用或超敏反应干扰疗效与安全,而斯鲁利单抗的ADA发生率较低,不易触发过度免疫应答,提示其具备良好的安全性特征。 “以患者为中心”是当前诊疗的核心理念。您认为临床应结合哪些多维度因素,为患者个体化地制定胃癌围术期治疗策略? 临床治疗的首要目标是为患者带来获益,“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策略,其核心在于将治疗决策从单一的疾病视角,转向对患者的整体考量。临床可结合以下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第一,关注术后复发风险。胃癌根治术后,即便达到R0切除,仍有高达60%~70%的局部进展期患者会在2年内复发。不同辅助治疗方案对复发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既往根治性手术后以化疗为主,然而许多患者对化疗药物难以耐受,且无病生存率(DFS)有限。ASTRUM-006研究术后“去化疗”模式的突破性成果为胃癌围术期治疗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可结合患者的病理分期、分子分型、对药物耐受性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辅助治疗方案。 第二,疾病分期与肿瘤生物学特征。应结合影像学评估所明确的肿瘤分期,以及病理类型和分子分型,包括HER2、PD-L1、Claudin18.2等水平的表达,依据指南推荐,合理制定具体用药方案。 第三,患者的体能状况、基础疾病及合并症情况直接影响其对手术和药物治疗的耐受能力,临床中需据此个体化调整用药方案与治疗强度。 第四,经济性与可及性考量。肿瘤治疗周期长、费用高昂,药物可及性是影响方案落地的重要现实因素。临床决策需在保障疗效的前提下,综合评估患者经济状况,优先选择性价比合理、已纳入医保目录的药物,尽可能减轻患者长期治疗的经济负担。 第五,强化MDT评估。围术期治疗策略的制定应充分发挥MDT模式的优势,整合多学科专家的综合意见,制定科学、规范的治疗方案。当前理念已从外科直接手术转向围术期综合治疗,术前肿瘤充分退缩后,不仅R0切除更易实现,也为腹腔镜等微创手术创造了有利条件,组织损伤更小、术后恢复更快。肿瘤治疗绝非单一学科的战斗,强化MDT评估有助于科学制定方案,使患者最大化获益。 注:*截至2026年9月 参考文献: [1] 孙可欣,李荔,王少明,等.2024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2026,48(3):400-412. [2] Shen L, Zhang X, Ji K, et al. Perioperative serplulimab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PD-L1-positive gastric cancer: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multicenter phase 3 study (ASTRUM-006). 2026 ASCO Annual Meeting Abstract 4009. [3] Shen L, Zhang X, Ji K et al. Perioperative serplulimab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versus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PD-L1-positive gastric cancer (ASTRUM-006):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multicenter, phase 3 study. The Lancet, 2026; 407, 2542-2553. [4]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斯鲁利单抗注射液:国药准字S20220013[Z].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2026-06-03. [5] Brown JA, Dorfman DM, Ma F, et al. Blockade of programmed death-1 ligands on dendritic cells enhances T cell activation and cytokine production[J]. J Immunol, 2003, 170(3):1257-1266. [6] Issafras H, et al. Structural basis of HLX10 PD-1 receptor recognition, a promising anti-PD-1 antibody clinical candidate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PLoS One. 2021;16(12):e0257972. [7] Fenwick C, Loredo-Varela J, Joo V, et al. Tumor suppression of novel anti-PD-1 antibodies mediated through CD28 costimulatory pathway[J]. J Exp Med, 2019, 216(7):1525-1541. [8] Yizhou Z, Ruicheng W, Ge S, et al. Insights into the mechanisms of serplulimab: a distinctive anti-PD-1 monoclonal antibody, in combination with a TIGIT or LAG3 inhibitor in preclinical tumor immunotherapy studies[J]. MAbs, 2024, 16(1):2419838. [9] Chen X, Song X, Li K, Zhang T. FcγR-Binding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Attribute for Immune Checkpoint Antibodies in Cancer Immunotherapy. Front Immunol. 2019;10:292. Published 2019 Feb 26.
